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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:霍華德.馬克斯一直強調一件事:未來是無非預測的,但我們要知道“身在何處”。在5月28日,他發表了最新的備忘錄“不確定性II,繼續闡述了人類完全沒有預測未來的能力,但我們卻總是希望能得到偷窺未來的技能。大部分人不懂,不知道自己不懂,也分辨不出誰真正懂。大部分人把專業性和預測能力混為一談。大部分人把富有和成功的人,看做能預測未來的人。。。

真正什么是重要的?應對能力。在這篇備忘錄中,他特別提到了非常重要的“尾部后果”。有些事情出現的概率很低,但是出現后的沖擊巨大,這是必須要防范的。點拾投資對于這份報告做了翻譯,希望給大家帶來幫助

我有好幾次會在一個備忘錄確定之前,寫好幾篇文章,每次都會增加一些新的想法。這一次我可沒那么走運:我的太太Nancy在我上一篇文章“不確定性”(Uncertainty)出版后,給我看了一個重要的文章。這篇文章的出現,以及一些新的想法讓我在上一篇備忘錄后,寫下一些這篇新的文章。關于預知未來的話題,我有一些想增加的想法。

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教授Mark Lilla寫下了上面這么一個優秀的標題,并且在上一個周日的紐約時報中發表(你或許記得在上一篇討論中,我提到人們傾向于對觀點一致的人評價很高。我承認自己如此喜歡這篇文章的原因是,里面確認了許多我在“不確定性”中提到的觀點)。下面是這篇文章的摘要:

最好的預言家,托馬斯·霍布斯(Thomas Hobbes)曾經寫過。我們能力項中最后一個出現的是預測未來,這意味著我們根本不能。

但事實上,人類從來沒有接受過這個現實。一旦人們希望聽到他們能依賴的權威聲音,告訴他們未來會發生什么,他們需要如何準備,以及會如何演繹,人們就會即刻面臨危險。我們并不是被設計成在不確定性生活的。盧梭稍帶一些夸張的說,當事情真的很重要時,我們寧愿犯錯也不愿什么都不相信。。。

除了新冠疫情的確切生物學之外,我們才剛剛開始明白,沒有什么事情是被預先設計好的。有多少人會得病是基于人們如何反應,如何測試病人,如何治療病人,以及我們在研發疫苗上能有多走運。

這些討論的結果,都會限制從雇主、市長,到大學和體育俱樂部的重新開張。他們的決策會反饋到我們自己的決策,包括我們11月選擇誰作為美國總統。而總統選舉的結果,會成為影響今后四年最重要的事件。

此次疫情也讓我們看到對于未來背負的巨大責任,以及我們的認知要預測到結果,并且做出明智的決策是多么困難?;蛟S這才是為什么我們的預言家無法滿足看到未來的需求。

在某個階段,人們會認為通過越多對于預先設定的研究,他們就能得到越多的控制。這是一種幻覺。人類希望有一種能在穿梭到未來的能力,事實上他們只是在迷霧中拿著拐杖行走。

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以及我上一次備忘錄的觀點,應該給每個人帶來滿足。但是人們很少能夠接受這樣一個現實,我們需要對未來的將來做決策。

預測聽上去似乎未來已經存在,我們要做的僅僅是足夠聰明去識別它。但這個觀點忽視的是,我們所有人都在通過現有的行為創造未來。

在他的文章中,Lilla提到“新冠之后的未來并不存在。只有當我們創造了這個未來后,才會存在?!蔽艺J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。我們今年或許能預測未來,我們甚至能正確評估今天的環境,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行動。但是那個預測只有在沒有人或者事情改變今天和未來的時候,才是正確的。所以,我要把Lilla此前的金句重復一下:

有多少人會得病是基于人們如何反應,如何測試病人,如何治療病人,以及我們在研發疫苗上能有多走運。

不僅僅是病毒在溫暖的氣候影響下,如何表現,變異,旅行,反應,同時也是經濟以什么速度重新開啟,人們對于經濟重新開啟如何行動,以及那時候病毒會做什么?經濟和社會學家托馬斯·索維爾(Thomas Sowell),從另一領域提供了視角:

經濟學家經常被問到預測經濟會怎么樣。但是預測經濟需要預測政治家會做什么,這是最不可預測的。

政客們的不可預測性是今天影響未來的變量之一。我們不但無法預測人民的行為,也無法預測其他影響病毒和經濟影響的變量,而且我們還無法預測何時他們會做出這些行為。

我的備忘錄“不確定性”中,我用大量篇幅提到了Erik Angner的文章。其中他最有意思的一貫觀點是:

沒有感知技能的人被要求執行一個任務,而評判他表現的人是沒有元認知neglect的人。人們能力的不完備是雙重不利因素,他們既沒有能力,也沒有意思到這一點。

從定義出發,人們在某一個領域沒有專業技能,也沒有專業能力來評判能力水平。無知的人并不知道他們無知。

重新讀了一下我的備忘錄,我意識到忘記了一個重要點。不僅僅是大部分人沒有優秀的專業能力,以及他們并不知道自己沒有,還有他們無法分辨誰有這樣的能力。這就是問題所在:你必須是某個領域的專家,才能分辨出誰是專業的。這就是為什么不部分領域的研究是專門給同行看的。

管理人們,至少是總統級別的,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作出艱難的決策。簡單的問題早就在提交到總統辦公室前被解決了。沒有科學數據或者公開信息能合理解釋選舉的問題。這是極其重要的問題,卻沒有任何人能做出判斷。

總統的工作大部分是聽不同的專家互相指責對方的觀點,為他自己做出的決策負責。這需要巨大的智慧來做好這份工作。

今天,就像其他人一樣,我被美國是否要重新開啟經濟的不同意見困擾。我意識到不僅僅我自己在這方面的觀點沒啥價值,我也不具備專業能力。我知道自己最不需要做的是,選擇一個觀點和我一樣的專家,來對我自己的決定帶來偏見。

我此前備忘錄說過,當我出國的時候,經常被問到對他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看法。我總是回應“為什么要問我?僅僅因為我投資美國,并不意味著我在其他領域和國家具備有意義的洞見?!?/p>

我們看到電視上的醫生和醫護人員反對國家很快重啟經濟。他們比普通人更了解新冠疫情的醫學狀況,以及如何去處理這個問題,他們的建議也將讓大部分人存活下來。但是在另一方面,既然他們并不是經濟學家,他們回答這個問題的出發點僅僅從死亡最小化考慮。他們可能不會考慮對于經濟的重要性或者如何平衡兩者關系。

另一方面,企業家和經濟學家都在討論重新開啟經濟的重要性,將經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。當然他們知道會以生命為代價。這里面并沒有一種算法決策機制。這一切都是基于決策,而非專家。

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,關于一個發言活躍的法律學者在3月中預測美國因為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數不會超過500人。雖然他承認沒有醫療專業性,但是說在病毒進化論上比醫生都懂。當時,他的意見產生了很大影響。

記者也不是專家,需要咨詢專家來寫他們的故事。但是他們怎么找到專家呢?他們找到的專家是否在意見上會有偏差呢?基于我的經驗,對于某個話題知道越多,我對媒體報道就越不滿意。

同樣,當選的官員在他們做決策的領域,也不是什么專家。他們也沒有選擇,只能聽從其他專家的。但是他們又如何選擇專家呢?他們會咨詢其他黨派的專家嗎?我最近讀了一篇報道,提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重新開放經濟上的觀點是不一樣的。這個例子也說明了很多時候對于信息的偏好。

所以:1)線)專業性和預測性是兩碼事;3)我們對于到底聽從誰的建議要十分小心。

人們總是傾向將信仰交付給某個流行的“預言家”。當他的預測并不完美時,人們就尋找下一個。他們永遠不會說“我猜預測是根本不靠譜的”。

我在5月19日的文章中提到過一個很敬仰的好朋友,他告訴我兒時經常和兩個好朋友去滑雪。有一天他的朋友們想再滑一輪,而他卻并沒什么理由的想退出,最終一場雪崩帶走了他好友的生命。他的總結是:

我不知道Brendan和Bryan的死亡對我投資產生什么影響,但是他們從另一個角度打開了我對風險的認知:

我們知道滑雪是有風險的。我們知道越過安全帶滑雪是錯誤的。但是一個17歲的孩子可能以為,后果就是被教練罵一頓。

但是當你經歷了這一切,你就會意識到什么是尾部后果:低概率,高影響的事件,是最重要的。在投資中,風險的平均后果每天都出現在新聞頭條。但是風險的尾部后果,如同疫情和大蕭條,是改寫著歷史。他們才是最重要的!他們是你必須要專注的。我們在過去10年辯論經濟風險是否意味著美聯儲將利率設置在0.25%還是0.5%。然后,3600萬人在2個月之內因為病毒失去了生命。

這就帶來投資中最大的謎團。既然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,我們除了相信歷史的規律外,別無選擇。關于“歷史的規律”,我們看到的是在這個嚴重程度下,歷史通常發生了什么。但是沒有理由歷史能夠發生不同的情況;未來發生的事情不能比過去更糟糕。我們通常會從歷史上尋找“最糟糕可能性”,但是未來并不受制于過去。但是如果不基于歷史中最糟糕的情景假設,我們就不知道應該如何投資和生命。

我的朋友Ric Kayne在很多年前告訴我:95%的金融危機發生在2個標準方差內,所有的有趣事情都發生在2個標準差之外。泡沫和崩潰都發生在兩個標準差之外,但是這些事情創造和毀滅最大規模的財富。我們無法提前知道事情的本質和量級。

2001年我寫了一篇備忘錄:你無法預測,你可以應對。大家會問,我們如何為無法預測的事情做準備呢?換位思考,如果影響最大,最嚴重的事情都是無法預測的,我們如何為他們做準備?我們可以做的是,認識到這是無法避免的,讓我們的組合保持警惕度,特別是當經濟發展和投資者行為開始變得更加脆弱的時候。

給大家帶來的好消息是:我們或許無非預測未來,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非應對。

yabo115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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